效果不好，就继续摸索。
这玩意，可没有啥教程，都是前辈一点一点的模式出来的经验，因此，在这个方面，赵先生就是先驱。
他在暗室里面自己琢磨，自己冲洗，甚至照相机坏了他都能修理，这就非常牛了。
这哪里还是一个摄影师啊，完全就是一个相机匠人。
就算是苏亦，也觉得赵先生非常了不起。
这也让，赵先生名声在外。
在国内考古文物系统，赵先生可以说是摄影权威了。
不仅北大考古专业有事找赵先生拍照，其他单位有事，也喜欢找赵先生。
五十年代，张正烺先生还在历史所任职。为配合郭沫若先生主编的《中国史稿》，《中国古代历史图谱》的编写作为国家三个大型的科研项目之一（另外两个大型项目是《中国史稿》和由郭沫若先生主编、胡厚宣先生任总编辑的《甲骨文合集》），全部编写工作一直由张政烺先生负责领导。
当时，这项任务难度之大。
因为当时的历史所，一无文物，二无图片，三无照相专业人员，四无拍摄文物的照像器材。
就这样情况之下，《图谱》项目就上马了。
当时，张先生跟北大历史系和考古所协商，借调赵思训、姜言忠两位摄影师参与其中。
姜言忠是谁？
他是考古所技术室的摄影师，当年参加定陵发掘全过程，在当初考古队勘察明十三陵的过程之中，全程由姜言总先生跟拍，对方可以说是国内考古摄影方面的权威了。
赵先生能够参加这个项目，本身就说明赵先生的能力。
《图谱》项目最开始，张政烺先生就带领着赵先生他们去历史博物馆拍摄照片。
其实，当时历史博物馆、定陵博物馆都派来了从事文物拍照的专业人员，他们都带来了当时德国最好的专业照相机（名叫“林哈夫”），还有全套灯光设备、进口胶卷、胶片，冲印胶片全用的暗室。
因此，苏亦过来这边厮混的时候，赵先生常常感慨，还是历博的暗室条件好。
当然，这也是感慨而已，真要把他抽调过去历博，估计赵先生都不乐意。
作为国家级的《图谱》项目，其实，历尽波折，从五十年代立项，一直到2005年才正式出版，历经60年，三代人的努力，终于把这书给出版了。
可，这书第三次立项的时候，一开始都没有什么出版社原因出版，因为，这玩意就是亏钱。
这书出版以后定价多少呢？
普通版，一套书七千多块，精装版一套书九千多块，就算如此，这书还是亏本。
为啥呢？
因为没什么人买啊。
就算是大学图书馆，也没有多少家舍得买这一套书。
但这一套书，重要吗？
当然重要。
不说后来的，就算五十年代，张先生就带人在历史博物馆共拍照了约八百件国家一、二级重点文物。
要是，五六十年代能早点出版，这书的影响力就更加的巨大了。
这样的项目，有点类似于后来的故宫数字文物库，为了弄成数字故宫，故宫在这个方面花了多少人力物力。
对比之下，五六十年代编写《图谱》项目的艰辛就可想而知。
可最终这个项目，张先生去世了，依旧未能完成。
有些跑题了。
之所以提及这点，主要是说明赵先生的拍摄技术相当厉害，在考古文物系统里面，是绝对的顶尖存在。
他照器物、照图表什么的，都有他的一些办法。他甚至还有很多发明。
甚至，苏亦在跟赵先生厮混这段时间，也学到了赵先生一个发明技术。
这项技术是啥呢？
比如说这个书上的一个拓片，一个黑白的拓片，拓片你要把它复制你就要照相。
但照相不太好照，一个是过去的照相机跟现在的数码不一样它的焦距很短，它不可能照很小的东西，这是其一。
其二，照出来的比例也不对，你还得调整。
但他有一个最简便的办法，他就拿一张印相纸，把书上的拓片往印相纸上一扣，然后在灯光下感光。
这样一来，有啥用呢？
这样一来，拓片的黑白完全印在底下那张相纸上，这个相纸你把它印出来以后，它跟原来的是相反的，把黑的变成白的，白的变成黑的。
然后再拿这个相纸再去印在相纸上，这样子就复原了。
想要复制拓片，这是最简单也是最为使用的办法。
他的方法太简单了，就拿书往相纸上一扣，一扣它就出来了，这个就很省事。否则的话照相很费事，你还要放大。
要没赵先生教。
苏亦哪里能够想到这些东西。
在拓片的复制上，这一招，不要太实用。
尤其是对研究美术史，研究书画史方面，经常跟拓片打交道，此外，古文字方面也会需要复制大量的拓片。
这种技能，在数码时代还没到来之前，受用一生。
苏亦觉得，以后，没事干应该多跑赵先生的工作室了。
这玩意属于技术工种，跟翻书看文献不一样，看书多，脑子瓦特的时候，过来赵先生这边放松一下心情，应该是一件极为有意义的事情。
就这样，苏亦在赵先生这边混了一周，基本上都跟他混熟了。
因为他俩共同爱好比较多，历史、考古、美术、书法啥的，苏亦都会。
混熟以后，好处就多了。
不仅可以跟赵先生学一些课堂上没有的东西，甚至还可以借照相机。
嗯，除了胶卷不外借，相机随便使用，当然，也就苏亦例外了，其他人想要借，们都没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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